她是“敦煌守护神”常书鸿的女儿，是林徽因病床前的学生，是人民大会堂的装饰设计师，也是中央工艺美院在任时间最长的院长……常沙娜的设计人生始终围绕着敦煌，不同时空的记忆偶尔会盘根错节地缠绕在一起，从法国到敦煌，从重庆到北京，从常书鸿到林徽因，从母亲到儿子……每当那些言语难以诉说的往事涌上心头，她脑海中都会闪过那句古老的法国谚语Cest la vie（这就是人生）。

  常沙娜是敦煌学大家、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常书鸿之女。常家祖姓伊尔根觉罗，是从东北热河派到杭州驻防的满族军官，后在杭州安家落户。父亲常书鸿1927年赴法国里昂留学，次年，妻子陈芝秀也通过考试赴里昂学习雕塑。1931年，他们的女儿出生，取里昂河（Le Saone，即索纳河）的音译，取名为“沙娜”。

  1932年夏天，常书鸿全家迁居巴黎。常沙娜受父母影响，也喜欢绘画，说一口纯正法语，和父母走失后会用法语报出住址，让警察送她回家。

  1935年秋，常书鸿在塞纳河畔逛地摊时无意间翻到伯希和拍摄的一套六本《敦煌石窟图录》，这才知道敦煌莫高窟的存在。这些来自祖国的艺术瑰宝深深打动了他，让他下决心要回国寻访敦煌石窟。1936年，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王世杰邀请常书鸿回国，担任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教授和西画系主任，常书鸿欣然启程回国。第二年夏天，陈芝秀母女也登上回国的轮船。船到新加坡时，“七七事变”爆发，等船靠了岸，常书鸿已等在码头，北平去不了了，全家人只能赶到江西庐山，和北平艺专的师生们汇合后一起迁徙。国立杭州艺专也迁来这里，两所学校合并成立“国立艺专”，迁到湖南沅陵。为改善生活，7岁的常沙娜开始帮着大人养鸭子，经常用割下的茴香草为鸭笼子垫底，茴香和鸭笼混合的味道非常难闻，给她刺激很大，从此终身不吃茴香。

  没过多久日军逼近，国立艺专又迁到贵阳，他们一家住进市中心一家旅馆。1939年2月4日，常书鸿和同事外出，陈芝秀带着常沙娜到旅馆一楼餐厅吃饭。忽然响起防空警报，这是日军飞机第一次轰炸贵阳，很多人反应不过来，还以为是演习。没多久炸弹呼啸着落下，陈芝秀飞快地拽着常沙娜钻到餐桌底下，紧紧趴在她身上。四周昏黑一片，什么也看不见。陈芝秀喘着气叫“沙娜！沙娜！”常沙娜也哭着叫“妈妈！妈妈！”等轰隆声消失了，周围一片浓烟，到处是火焰，餐厅伙计躺在地上，血肉模糊。她们母女幸免于难，但是携带的全部行李，包括夫妻二人的画作和雕塑，全都化为乌有。幸亏附近天主教堂收留了她们住下，陈芝秀母女讲一口流利法语，受到法国神父和修女的特别关照。陈芝秀在这里皈依天主教，还让常沙娜也受了洗。

  两个月后，国立艺专迁到昆明，常沙娜进入圆通街一座教会小学上智小学读书，这才开始正式学习中文。1940年，国立艺专迁到重庆，常书鸿转到教育部美术教育委员会任职，全家在沙坪坝和磁器口之间的凤凰山安家。常沙娜进入磁器口小学做插班生，学了一口地道的四川话。陈芝秀经朋友介绍到当地教会女中担任法语教师，开始兴致勃勃地布置新居。1941年，常沙娜的弟弟常嘉陵出生。

  1942年，洛阳龙门石窟的“皇后礼佛图”浮雕被奸商倒卖到国外，中国各界纷纷呼吁保护民族文化遗产。国民政府教育部开始筹办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常书鸿被推荐为筹委会副主任（后为首任所长）。为筹措去敦煌的路费，他甚至卖掉了自己的许多画作。

  陈芝秀坚决反对，“这个家算是刚刚安顿下来，你又要折腾，我们不去！”常书鸿只好先去打前站，半年后回到重庆，百般劝说，终于说动陈芝秀和全家同去敦煌。

  1943年秋天，全家人坐着一辆敞篷卡车离开重庆前往兰州。陈芝秀抱着两岁的陈嘉陵坐在副驾驶座上，12岁的常沙娜坐在后车厢，上方有个毡布篷子。她不觉得辛苦，倒觉得好玩，沿途看到了许多以前从未见过的景色。裹着老羊皮大衣，她背诵起了凄凉的民谣：“出了嘉峪关，两眼泪不干，前看戈壁滩，后看鬼门关……”

  陈芝秀回国后从始至终保持在法国的时髦装扮，描眉化妆，穿旗袍、高跟鞋，非常不习惯越来越艰苦的环境。常书鸿不断安抚她的情绪，劝她换上毡靴和棉袍。到了敦煌县，全家换乘牛车才到达莫高窟。当天晚餐是一碗厚面片，配着一碗醋，一碗大颗粒盐，筷子是河滩上折的红柳枝。常书鸿解释，那里的水碱很大，倒在玻璃杯里都能留下一层白垢，以后每顿饭都要喝醋来中和。常沙娜问父亲：“怎么没有菜和肉啊？”常书鸿尴尬地说：“今天太晚了，明天再给你们宰羊吃。”

  全家在敦煌中寺一间土房子住下，陈芝秀很快就归置好物品，又挂起一个咖啡色的布帘隔出两个空间。常沙娜在一张行军床上迷迷糊糊地睡下，“夜里，九层楼檐角下风铃‘叮叮当当’的声音飘荡到耳边”。

  当时莫高窟四周是茫茫沙海，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因为缺水，不能洗澡，一盆水洗脸、擦身、洗脚，还有别的用场。肥皂洗不干净，常沙娜就用碱洗。家里睡的是土炕，书架书桌都是泥坯砌筑，脸盆架是自己编的。常书鸿带着大伙一起养鸡、种菜、种树。敦煌没有好学校，常沙娜被安排在酒泉河西中学读书，假期才回敦煌的家。

  敦煌研究所主要工作包括临摹、测绘、调查、研究、保护壁画等。只要回家，常沙娜就按照父亲的安排，每天早起先临唐人书帖练字，再朗读法语一小时，之后像工作人员一样进洞临摹。

  当时，董希文、张琳英、邵芳、周绍森等画家都在临摹壁画，邵芳教常沙娜工笔重彩，董希文教她西方美术史，苏莹辉辅导她中国美术史。常沙娜跟着他们学习用色勾线，将各窟的重点壁画全部对临了一遍，还掌握了各种壁画的历史背景和时代风格。她跟随邵芳在千佛洞172窟临摹盛唐“西方净土变”大幅壁画，一幅画整整耗时一个多月。

  之前张大千在莫高窟临摹时，用图钉把拷贝纸按在壁画上拓稿，破坏了墙面和壁画。为保护壁画，常书鸿规定临摹一律采用对临，虽然难度大，但常沙娜却迫使自己把眼力练得很准，提升了造型能力，打下了坚实绘画基本功。

  陈芝秀初到敦煌时惊叹于莫高窟的艺术魅力，开始专注临摹和创作雕塑。但她内心喜欢法式的浪漫生活，敦煌的艰苦环境让她很不适。常书鸿忙于工作，压力很大。两人的争吵慢慢的变多，有次甚至冲口而出“离婚！”“离就离！”，吓得常沙娜拉着弟弟跑到沙漠里躲避，直到几个小时后才被父母找到。

  这时研究院来了个搞后勤的退伍军官赵忠清，此人跟陈芝秀是老乡，对陈芝秀非常殷勤。两人的事情慢慢传开，很快赵忠清就被辞退。陈芝秀扬言要去兰州治病。常书鸿杀了一只羊给陈芝秀送行，还想让常沙娜陪母亲一起去，但陈芝秀让女儿在家照顾好弟弟，然后一去不返。

  这个原本圆满幸福的家庭瞬间破裂，14岁的常沙娜为了照顾爸爸和弟弟，从酒泉转学到敦煌县中，学着妈妈的样子，给弟弟织毛衣、做鞋、做饼干，“至于怎么照顾爸爸，我虽然不懂，也按照自己理解的尽力做了”。

  敦煌县中的教学水平跟河西中学没法比，常沙娜读完初中，拿到了一生中的“最高”学历——一张初中毕业文凭。但另一方面，她又是“师出名门”，教她美术的董希文是美术大家、《开国大典》的油画作者，苏莹辉后来成为台北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邵芳是著名美籍华人国画家，更加不用说她的父亲常书鸿、后来的恩师林徽因，都是享誉中外的大师。

  有名师指导的常沙娜临摹技法日趋成熟。有次，一名军官在敦煌县长陪同下来游览，仗着权势，想强行带走石窟中一件北魏彩塑菩萨像，说是放在家中供母亲拜佛用。常书鸿费尽口舌，拿出常沙娜画的飞天画作为交换，才把那个家伙送走。

  1945年抗战胜利后，敦煌艺术研究所成员纷纷回家或出国，最后只剩常书鸿和两名工人。这时敦煌研究所改为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主管，院长傅斯年很重视研究所的事业，常书鸿决定去重庆争取支持。

  路过兰州时，为了宣传敦煌莫高窟，常书鸿拿出自己在敦煌创作的画作和常沙娜临摹的壁画图，办了个“常书鸿父女画展”。参观者中有位山丹培黎学校的美国教师Reva Esser（叶丽华），非常看好常沙娜的才华。她对常书鸿说，可以资助常沙娜到美国留学，“应该让她去国外学习，待在这里只会荒废她的天赋”。常书鸿考虑女儿尚年幼，想过几年再说。

  1946年6月，常书鸿父女带着从成都、重庆招收来的一批美院师生，运载着设备、画具，乘着一辆美国十轮大卡车重返敦煌。其中有一位名叫李承仙的女生，后来成为常书鸿的第二任妻子。

  回到敦煌后，常沙娜扎扎实实地画了两年壁画，同时在父亲的指导下坚持法语和文化学习。等到1948年，叶丽华果真按约定又找上门来，常书鸿同意她作为监护人带常沙娜去美国。当年9月底，常沙娜跟随叶丽华从上海乘飞机前往美国，进入波士顿美术博物馆附属美术学校学习绘画，系统修习素描、色彩、设计、人体解剖等美术课程，还在博物馆内看到希腊、罗马、埃及各个古老文明的关联，视野大为开阔，

  一次，老师在课堂上放音乐，让学生把听到音乐的感受用绘画反映出来，常沙娜把自己的理解用敦煌壁画的形式描绘出来，老师看后说：“你画的内容很特殊。”

  叶丽华帮着安排常沙娜的作品在纽约展出，很多中国留学生看到常沙娜的绘画都很惊讶，他们从这里才知道敦煌的存在。1950年下半年，常沙娜搬到纽约，住在叶丽华侄女家，进入“纽约艺术学生联合会”学画。

  朝鲜战争爆发后，叶丽华希望常沙娜继续学业，国际友人爱泼斯坦则劝常沙娜回国。常沙娜拿着打工挣得的300美元买了船票，并用剩下的钱买了两条牛仔裤，乘坐“威尔逊号”轮船从洛杉矶启程回国。在船上，常沙娜认识了化学博士萧光琰。萧光琰是美国严控的科学技术人才，他带着常沙娜在日本横滨上岸，到一家华侨开的商店，拿到一些国内急需的化学材料，藏在礼盒里。上船过检时，由常沙娜抱着礼盒，对检查人员笑呵呵地说声“圣诞快乐”，检查人员就直接放行了。

  船到广州，“中国留学生归国接待处”安排这些回国学生参观游览，常沙娜在中山大学看到牛仔裤被作为反面教材挂在树上，吓得她“再也不敢穿牛仔裤了，赶紧买了套列宁装换上”。

  常沙娜回国之前，父亲就和中央美院院长徐悲鸿商量，让她继续上学学习绘画。常沙娜到达北京时，常书鸿正在筹备“敦煌艺术展览”。展览开始后，常书鸿的好友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前来参观。初次见面，常沙娜搀扶着已经身患肺结核的林徽因走上故宫午门的台阶，梁林夫妇看到历代壁画摹本很兴奋，“梁先生的嘴唇微微颤抖，林先生清秀苍白的脸上竟泛起了红晕，那种对敦煌艺术发自内心的痴情真是令人感动”，他们一路走一路聊，谈得很投缘。

  当时梁思成刚担任清华营建系主任，他们夫妇非常看好常沙娜的才华，向常书鸿提出，想破格录用常沙娜为清华大学营建系工艺美术教研组助教，作为林徽因的助手，从事图样设计工作。常沙娜听从父亲的建议，没有继续走绘画道路，从此转向工艺美术设计专业。

  这时林徽因的身体已经很虚弱，经常要倚靠在床上工作。她喜爱景泰蓝，指导常沙娜将敦煌等传统装饰图案与当代工艺美术融合，设计出具有民族风格的景泰蓝日用品。1952年，亚太和平会议在京召开，林徽因组织大家为大会设计礼品。她对常沙娜说，和平会议要有和平鸽，要用敦煌的鸽子，不能用毕加索的鸽子。常沙娜采用敦煌隋代石窟藻井的装饰纹理，把上面的飞天换成和平鸽，设计出别具一格的丝巾图案，成了会议上最抢手的礼品，最后她自己一条也没留下。直到30多年后，常沙娜在北京街头偶然发现有人披着这款丝巾，她赶紧找对方留下地址，用一条新丝巾换回这件作品。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后，清华营建系中有关绘画、工艺美术方面的教师全部调入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我至今还记得林徽因先生那无奈惜别的神情，但我当时哪里想到这惜别竟是永远的别离。”常沙娜后来回忆，“林先生明知自己已经时日不多，仍在病榻上呕心沥血地工作，无私地贡献着超凡的聪明才智”。1956年中央工艺美院成立，央美实用美术系并入其中，常沙娜成为工艺美院染织系老师，教授图案基础课和染织设计课。

  1958年至1959年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周恩来总理亲自指挥在北京建造“首都十大建筑”。常沙娜被分到人民大会堂设计组，负责设计人民大会堂外立面琉璃瓦门楣纹饰和宴会厅天顶彩绘装饰。她吸取敦煌唐代图案纹样特点，采用适合宴会厅明亮轻快风格的色调，结合结构、采光、音响等考量因素，顺利完成了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天顶灯饰设计的具体方案。她还为民族文化宫、首都剧场、首都机场、燕京饭店、中国记者协会、中国大饭店等国家重点建筑工程设计装饰图案，在其中融入很多敦煌元素，并参与了共青团团徽、抗美援朝英雄纪念章、将军服等方案的设计。

  1962年，常沙娜带学生到杭州实习，在大伯牵线年的母亲。当年陈芝秀离开敦煌后和赵忠清结了婚，回到杭州定居，在学校担任美术老师。解放后，赵忠清因为曾是军官，被逮捕入狱，死在狱中。陈芝秀也因此被学校辞退，生活贫困，只好嫁给一个普通工人，在街道给人洗衣服补贴家用。

  那一天，常沙娜大吃一惊，印象中美丽的母亲已经变成脸色苍白、头发蓬乱、面无表情的老太太。母女二人都没有太激动，也没有掉眼泪。但这次见面之后，她从此对母亲“再无嗔恨，只有同情”，开始瞒着父亲，每个月给母亲寄5到10块钱。每次收到钱，母亲都会回信，告诉她“买奶粉用了几元几角，买暖水袋用了几元几角……”常沙娜感觉母亲的字写得很差，与记忆中完全不同，心里很难受。她后来还想去杭州再见母亲，但一直没去成。1979年，陈芝秀突发心脏病去世。这年10月，常沙娜将母亲去世的消息悄悄告诉父亲，常书鸿听后半边脸猛地僵住，问：“你母亲去世了？何时？什么病走的？”反复问了好多遍。

  在美国留学时，年轻的常沙娜和年长四岁的杨伟成相识，有过非常美好的交往。杨伟成是中国第一代建筑结构设计师杨宽麟的长子，自幼聪慧，1951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回国后任职于北京建筑设计院。1953年，26岁的杨伟成与22岁的常沙娜在北京结为夫妻。

  杨伟成家境富裕，家中有保姆厨师。但常沙娜始终没有办法适应双方家庭截然不同的生活小习惯，“当时还是太年轻了，现在想一想，其实我们对彼此一点儿都不了解”。常沙娜没有一天觉得舒心，两人最终和平分手，从此绝口不提对方。常沙娜在回忆录中只说曾经“嫁了一个土木工程师”。杨伟成带着一双儿女生活，1974年与钱钟书的女儿钱媛结婚。

  1961年11月，常沙娜去日本访问，认识了团里的翻译崔泰山。崔泰山是辽宁丹东人，少年时参加抗日工作，新中国成立后进入北京国际关系学院学习，毕业后成为对外文委的翻译。两人年龄相仿，志趣相投，很快走到一起。常沙娜对崔泰山说，她婚后不做饭，不生孩子，还和婚前一样工作，不做家庭妇女，崔泰山都表示接受。1963年冬天，32岁的常沙娜和36岁的崔泰山登记结婚，没有一点仪式，他们拍了一张结婚照算作留念。

  婚后第二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全体师生停课前往河北邢台农村参加运动。夫妻俩分居两地，常沙娜逐渐改变了不要孩子的想法。但这时“文革”开始了，常书鸿因为1948年在南京举办的“敦煌艺展”有蒋介石前来参观，被批判为“利用敦煌展览为粉饰太平”。“大哥哥般”的萧光琰一家三口服毒自尽，法国出生又留学美国的常沙娜也被批为“修正主义黑苗子”，幼年教堂受洗的照片成了她的“罪证”。她被停止工作，罚去打扫操场、楼道和厕所。

  就在这时，她发现了自己怀孕了，但在一次搬箱子时不慎流产。1968年第二次怀孕，因受到惊吓再次流产，好在崔泰山一直安慰她“一切都会过去的”。1973年，在批示下，工艺美院师生全部回到北京。1976年，45岁的常沙娜生下儿子崔冬晖。1978年，常沙娜夫妇恢复工作。

  1989年，崔泰山身体不适，为了不耽误妻子工作，他自己去北大医院看病。直到有天常沙娜发现丈夫吃的药是“雷米封”，当年林徽因就服用这种药，常沙娜知道这是治疗肺结核的药。第二天，常沙娜陪丈夫去医院检查，医生推翻了肺结核的可能性，得知崔泰山已经吃了三个多月雷米封，建议他赶紧去检查一下肝功能。结果崔泰山被诊断患有肝腹水、肝肿大与诱发性肝癌。丈夫的病情发展非常迅速，几个月后已经到了肝癌晚期。1989年12月22日冬至这天，62岁的崔泰山临终前一直呼唤妻子：“沙娜，沙娜，你在哪儿啊？”当时常沙娜去学校接儿子放学，等她赶到医院时，崔泰山已经去世了。没有见到丈夫最后一面，成了常沙娜愧疚终生的憾事。常书鸿亲自为女婿墓碑题字：“泰山永在。”

  1980年前后，常书鸿曾经常写信给女儿，信中总是提到：“沙娜，别忘记你是‘敦煌人’。”常沙娜将这句话践行了一生，临摹、创作了数以万计的敦煌艺术作品，不知疲倦地向世界宣传敦煌文明。

  1959年，常沙娜与中央工艺美院的同事李绵璐、黄能馥利用暑假前往莫高窟，整理出十个朝代的328幅服饰图案。受限于当时政治运动的影响，这些资料只能由常沙娜拿回家保管，直到1986年出版发行，被命名为《敦煌历代服饰图案》。1994年，她主持设计中央人民政府赠送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纪念雕塑“永远盛开的紫荆花”，灵感正来自敦煌壁画。

  1983年至1998年，常沙娜担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1999年，工艺美院被并入清华大学，更名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1998年，常沙娜退休后，继续埋首于设计工作和敦煌艺术研究，到各地开展文物保护调研。2001年，中国美术馆举办了常沙娜平生第一次个人画展《常沙娜艺术作品展》。2003年，常沙娜带着四位研究生赴敦煌，编绘了《中国敦煌历代装饰图案》一书。2008年，她被诊断出恶疾，治疗让她一头浓密的长发脱落，但她微笑面对。令人惊奇的是，她不但恢复了健康，还生出了更浓密的新发。这场大病让她彻悟到时间的珍贵：“我已经是名副其实的‘老骥’了，必须更加‘奋蹄’呀！”

  2014年，常沙娜开始举办“花开敦煌”世界巡展。2019年，她获得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终身成就美术家”称号，颁奖词中写道：“作为敦煌艺术的女儿，常沙娜以自己特殊的经历承载了敦煌艺术研究与现代艺术设计有机结合的时代之变……”

  2021年，首届“常沙娜设计奖”大赛启动。2023年10月，常沙娜回到敦煌莫高窟，给“常沙娜设计奖”颁奖。在甘肃敦煌研究院门口，常沙娜和樊锦诗两位耄耋老人，在守护了一生的敦煌土地上握手合影。常沙娜轻声对樊锦诗说：“Cest la vie.（这就是人生）”

  父亲常书鸿1994年逝世后安葬于敦煌莫高窟对面的沙梁上。莫高窟一直保留着他的故居。常沙娜把写给父亲的信也放在故居里：“……时光流逝很快，沙娜也到耄耋之年了。我终生以您的教导，坚持着对敦煌民间传统文化的探索，跋涉不止。”她对敦煌艺术的情感永远未曾改变，用一生心血让敦煌艺术绽放在中国乃至世界的许多角落。敦煌已经融入她的骨血，刻入她的灵魂，永不磨灭。